2007年6月17日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句话出自于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该文写于1949年，1951年发表，1955年收入其文集《棱镜》。
这样的说法，若是被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人看到了，肯定会心有戚戚；不过，对于生活在东方大陆的人来说，恐怕会不以为然，因为在阿多诺说这话之后不久，许多无法言说的巨大苦难就开始持续不断地拜访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所以，无论如何，对于还有良知和民族责任感的人来说，笔是不能丢的，不管是用来写诗还是写别的什么。
到了今天，有很多无法描述的惨痛过去似乎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然而，这样的遗忘，显然无异于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和背叛，所以，我们有理由感到羞耻和惭愧。哪怕有人对我们说，只有忘记了不堪回首的过去，我们方可轻装上阵，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所谓的美好生活，真的可以在集体失忆的废墟中建设起来吗？――我很怀疑。
去年的某一天，在一位网友的博客里，我无意中看到了他写的一篇关于《人与国家》的读书笔记。在那篇关于社会记忆的读后感文章里，作者提到了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关于记忆的专业词汇——「有组织忘却」（organized forgetting）。
「有组织忘却」，是权力的一种刻意安排，是一种强迫性忘记，至于目的，当然是为了改造和生产易于统治的人。然而，正如那位作者所说，没有记忆的人只能永远处于不断犯错误的循环之中。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然也是如此。
我想，这些天来，那些坐在电脑前的、有浏览新闻类帖子习惯的国人，当他们看到那些曾在山西的黑砖窑里做过苦力的童奴工们惨不忍睹的近照时，一定也会在这个六月天里，觉得手足冰凉，心口发冷，甚至于痛哭失声。正所谓物伤其类，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受那么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被折磨得几乎不成人形而仍能毫不动容的，恐怕也就只有那些「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了。
从这些天来网络世界里铺天盖地的、对该事件的愤怒谴责言论可以看出，不管一直以来我们有多么的善忘，因而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深陷于泥沼之中；也不管今日我们中国人道德沦丧至何等程度，对于那些严重挑战人类社会价值底线的罪行，我们还是能保持一种正常的是非判断，这总归是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不过，现在的我更关心另一件事，也就是，当「有组织忘却」的大棒再次举起，向我们迎面击来时，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一如从前，因为恐惧而不再抗争，甚至顺水推舟地选择遗忘，于是，一切照旧，甚至于变得更坏，最终至不可收拾？
可是，这样的被人「有组织忘却」的国民，难道不悲哀吗？这样的把自己「有组织忘却」的民族，真的会有前途吗？
1979年，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美国作家伊利·威塞尔(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看到了一张二战期间美军轰炸机飞越奥斯威辛上空拍到的照片。他问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
「1944年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是否看到了这张照片？」
「是的。」
「那么，为什么美国军队没有采取行动?比如轰炸通向奥斯威辛的铁轨……」
卡特无言以对。他问威塞尔：「如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这一次，轮到威塞尔沉默不语。
卡特自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与遗忘抗争。
同样的，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有在与「有组织忘却」造成的遗忘抗争的过程中，才能重拾我们的尊严；而我们的出路，也就隐藏在那里。
毕竟，记住，是不断深入反思的基础，与此同时，也令发生改变成为了可能。
参考文章：
1、Tansir：不要被人有组织忘却—《人与国家》读书笔记
2、徐强：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3、吴蕙仪：在奥斯威辛之后我们怎样生活
4、邵燕祥：奥斯维辛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