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盼望的生命和无盼望的生命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已经达成的结论：不受任何妨碍的人是自由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事情的人是自由的。但受到妨碍并被驱使去做违心之事的人是奴隶。但谁是能够不受任何妨碍的人呢？就是那些从不执着于非己之物的人。但什么是「非己之物」呢？就是所有那些我们无力自主决定是否拥有它还是放弃它、无力决定它的品质和条件的东西。所以，身体不属于我们，它的各个部分都不属于我们，我们的财产不属于我们。如果有人把心思放在这些东西上，仿佛它们属于自己一样，他就会受到惩罚。这些惩罚是那些渴欲非己之物的人活该承受的。所以，通往自由之路、唯一摆脱奴役之路就是能够全心全意地说：引导我，宙斯；引导我，命运。愿你的旨意成全！

——译自《爱比克泰德言论集》

爱比克泰德是斯多噶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上面这段话则充分体现了斯多噶学派对自由的理解。在斯多噶学派看来，不被任何物欲困扰、不受任何外力驱使的状态就是自由。这种自由观与古典希腊时期人们所理解的自由截然不同。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由不能与城邦政治相分离，不能与群体相分离。也就是说，在古典希腊文化里，自由这个词有其实质的内涵，代表着一种行动能力。而斯多噶哲学家所鼓吹的自由却抛弃了所有的内涵，成为一个纯粹消极空洞的东西。在这样的自由境界中，所有的事物都泯灭了彼此间的差别界限，成为单纯的「一」。人本身也完全不食人间烟火。除了比死人多一口气之外，似乎在各方面都显不出是个活物。

在古希腊文明里，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所反映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积极自由把自身对他人的影响视为自由的体现；消极自由则把自己与他人相隔绝视为自由的体现。但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自由，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对自身世俗利益的关切基础上的。当个人对于自身的处境感到乐观时，就会倾向于借助自由来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取得更大的利益；而当个人感觉处境危险时，他也渴望有一个无形的屏障，能保护他免遭外来的压迫。自由反映的是个人的生存状态而不是个人的独立价值，所以自由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它的维系也完全依赖于种种力量之间的脆弱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了，则弱小的一方就会被剥夺净尽。这样的自由理念必然导致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任何按照古代自由观念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都很短命，除了某些历史因素外，理念本身的缺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基督教同样珍视自由。但基督教对自由的理解迥然不同于古代的异教和世俗哲学。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异教文明其实是从人的生存角度来看待自由的，是从「我」的现世利益出发来鼓吹自由的。所以自由只属于强者而不属于所有人。而基督教的自由是建立在对个人独立价值的体认基础上的。在基督教那里，人之所以应该享有自由，乃是因为人是上帝按照其形象创造的，具有神圣的来源和不可侵犯的尊严。但当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① 时，他其实是说，自由的获得同样需要以认识和遵循上帝的旨意为前提，同样需要以对绝对真理的体察为依归。只有当人认识到上帝并且甘心顺服于他的权威之下后，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正如一位美国国父所说：「人若不愿受治于上帝，则必受制于暴君。」

自由的根源在上帝那里，不在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那里。所以，人如果想在自身或者别人身上寻找自由，必然会事与愿违。古代希腊人虽然推崇自由，但他们只是想在自己身上找到自由或者自由的入口，结果当他们按照彼此分歧的自由理念来实践时，所建立起来的只是一个个短暂而恐怖的阶级专政罢了。耶稣则教导人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有这些都必加给你们。」^②即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必须以人与上帝之间的和平为前提。在上帝与人实现和平之前，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新约•歌罗西书》说：「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③ 基督的救赎使得人与神之间实现了复和。这种复和就为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合一开辟了道路。在与神和好之前，人与人同样处于战争状态，一人之得即是另一人之失。而在与神和好之后，人与人之间就籍着上帝的爱而互为肢体，互相扶助关切，人的自由因此就具有了真正的现实性。

因此，虽然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都有关于消极自由的内容，但二者的立场和实质却是迥然不同的。古代社会的消极自由源于对生存状态的悲观和恐惧；而现代社会的消极自由则是源于对个体神圣性的深切体认，强调的是个人拥有举世不能凌驾于其上的独立价值和尊严。此一自由观虽为世俗社会广泛认同，但其精神却深深扎根于上帝对个人命运的关切之中。

由此我们看到，基督徒与斯多噶哲学家最本质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当二者在宣扬或践行相同或类似的道德时，斯多噶哲学家是带着绝望去行，而基督徒是怀着盼望去行。

基督徒的盼望来自于神对自我的启示。在《圣经》中，神显明他自己是生命的赐予者（「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④），是宇宙秩序的立法者和维护者，是以大能将人救拔出深渊底处的救世主。当神是赐生命的神时，信徒就对永生有了盼望；当神显明他自己为审判者时，信徒的心中就充满了敬畏；当神不计较人的过犯，而以自己的救赎使人脱离罪的牢笼时，信徒就能满怀平安去面对当下的一切境遇。因为用永恒的视角去打量，现在的一切苦乐悲欢不都是过眼烟云吗？所以，当保罗说：「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⑤ 时，他绝不是在玩弄空洞的词藻，说自欺欺人的大话。我们所信靠的神拥有如此的大能，足以令我们看轻属世的一切遭遇，而以与他同在为莫大的福报。

与基督教相比，斯多噶学派的教训不是建立在盼望上面，而是建立在绝望上面。当城邦的沦落使得个人日益成为一个受着盲目的命运摆布的原子时，当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威权的压迫时，当进取的雄心被一连串阻力和挫折粉碎时，内心的安宁就成了芸芸众生趋之若鹜的另一个出口。希腊化时代的人们无法再延续祖先的梦想，又无力开拓自己的梦想，于是退回到自身之内，企图借着与世界的妥协而获得一方苟且之地。斯多噶哲学的价值取向恰恰反映了这种时代精神，由此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那个时代的代言人。

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之所以把摒弃万物视为自由的体现，之所以鼓吹一种超然冷漠的生活态度，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失落就象最终的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贵为皇帝的奥理略谆谆告诫人们，不要对任何东西抱有格外的兴趣，以免使自己受到这些兴趣的牵累而陷入丧失名誉和美德的境地。既然连维系已有之物都是力所不及的，那么就潇洒地撒手吧。因为害怕失去，所以就干脆不要——这就是斯多噶道德哲学的实质内涵！

所以，斯多噶的哲学、斯多噶的自由观，反映的是理想破灭后的哀鸣和自慰。它诚然教导一种超然的处世情怀，但这并非是因为它经由客观的体察和深入的思考而觉悟到所有这些身外之物没有实在的价值，而是它对自己实现心愿的能力和运气全无信心。

对现实的绝望导致斯多噶哲学主张摒弃一切享乐、爱好和情欲，直至泯灭对死亡的恐惧。爱比克泰德说：「我不能逃避死亡，难道我还不能逃避对死亡的惧怕吗？」 是的。人的确应当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人凭什么来达到这种超然高尚的境界呢？人心是需要有所依傍的。当现实的一切需要被逐出心灵的殿堂时，又用什么来填补真空呢？对于这个问题，斯多噶哲学家是沉默的。事实上，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除了现实世界人们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什么能填补心灵的空虚。

正因为斯多噶主义的道德教训不是基于对一个美好前景的盼望，而仅仅是出于对黑暗现实的绝望，所以它的言与行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正如塞内加所言：「我坚持赞美的不是我目前所过的日子，而是我理应要过的生活。我保持着遥远的距离追随它，匍匐而行。」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斯多噶派高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节操，而在于它其实是让人用空气与石头对阵。人如果没有远比拒绝的东西更好的东西，靠着一厢情愿地混同万物又怎么能真正避免一切的诱惑呢？所以我们看到，当塞内加被流放时，他也不得不向环境屈服，以自损体面的方式来谋求他在平时要高调放弃的东西。

其实斯多噶主义在某些教训上并不逊色于基督教。爱比克泰德同样能够如耶稣一般，说「愿神的旨意成全。」塞内加同样可以「以与伊鲁西宁神秘教和基督教完全相同的说法提到天堂的赐福。」但他们的说教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抽象的思辨和一厢情愿的幻想。所以，他们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而不具有真正的行动能力，也就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成果。

斯多噶的道德哲学诚然能给人一个冷峻清高的形象，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谴责了罗马社会的放荡和堕落。但这种哲学教导的不是盼望，而是绝望。这种绝望使他们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和意义，而倾向于退回到全然的孤立状态中。他们把这种境界看成是道德实践的终极理想，但如果这能算是个值得追求的理想的话，那么死亡就应该更加令人向往了。难怪斯多噶哲学家最终都赞美起自杀。确实，还有什么能比自杀更能充分体现斯多噶哲学对于现实的恐惧和绝望呢？但从基督徒的角度看，这种鼓吹生命虚无的观念反映出的不是斯多噶道德的无畏精神，而是现实的冷漠和残忍，已经使人不再相信生存比死亡更有意义了。

正因为斯多噶派哲学家的教训并不表明他们想死，而只是因为他们不敢活，所以斯多噶主义在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背道而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些斯多噶派的哲学家总是在生命临近终点或者面临非死不可的遭遇时才自杀，就证明了他们其实与普通人一样眷恋生命的，也反映出他们的教训并不能真正带给他们内心的平安与勇气，只能用来装点贵族的清高和掩饰心底的空虚罢了。这与历代基督徒所表现出的既珍惜生命又不惧死亡的精神气质相去何止天壤。所以，最终还是保罗说得对：